日前，中央组织部等相关部门决定，从今年开始将用5年时间，每年选聘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重点派往经济薄弱村、工作落后村任职。据了解，如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选派大学生“村官”的活动，这还是首次。

可以肯定的是，大学生下基层、到农村，即使不从“党的期望，农民的期盼”那样的高度去认识，也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得出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来。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逐步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大学生们大量堆积在城市里难以就业，而具有“广阔天地”的农村地区又亟需建设人才，在这种情势下，中央有关部门“顺水推舟”地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大学生们到基层农村去锻炼成长，应该说是既必要又必然的事。

但是，方向对头、战略上有重大意义，并不意味着方式、方法及操作策略上就不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其实，选派知识青年到基层农村锻炼，这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开始了选调优秀大学生到基层培养锻炼的工作，20多年来“选调生”已累计有10多万人。更远地说，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也有现实必要性和客观必然性，也是有国家客观现实需要（城镇就业压力大）以及青年人自己主观成长成才要求（接受“再教育”）的，但是因为是行政指令性和政治运动式的，其历史结果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当然，改革开放新时代背景下选派大学生“村官”与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同日而语，但其面临的困境和问题是相似的，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历史教训也是我们应该记取的。

就有关北京地区2006年7月2000多名赴京郊1853个行政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跟踪调查报道来看，“权力有限地位尴尬 大学生村官理想碰撞现实”的情况值得重视。其反映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有三：一是当地干部把他们当“外人”，日常主要工作局限于文字秘书和临时打杂方面，实际管理职权有限，根本进不了决策权力圈；二是当地群众把他们当上级派下来的“干部”，认为其作用主要是能给村里“招财进宝”，带来招商引资或国家资助项目，否则就觉得“没用”；三是大学生村官“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找不到自己的职业定位和事业感觉，以致得过且过、随波逐流，有些选择嫁人生孩子了事，而有些把下乡当度假休闲，还有更多的不知道自己三年合同期满后“何去何从”。尤其是很多外地学生当村官，本来并不是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锻炼提高自己，而“最大诱因”是将来能落户北京，或凭借人脉关系转成公务员，以便在城里“曲线就业”。

对于大学生村官实践中反映出来的这样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决策部门应该冷静地重新审视一下当初政策设计的理念和指导思想是否有偏误，看看相关“优惠政策”是否违背社会公平准则、存在不存在“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有关执行部门也应该反思一下具体的推动方式和推进策略上有没有“重蹈覆辙”的嫌疑，是不是惯性地套用了过去“政治运动式”或“计划经济式”运作模式……总之，一项好的政策惟有审慎设计、小心运作、跟踪监控，才能达成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