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创新主体，是现代社会经济治理结构“三为一体”的主要推动力量，企业家角色和精神是全方位渗透到各个领域的。特别是在中国现如今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不仅市场经济需要工商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来推动，而且公民社会也急需引入“社会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甚至政府施政尤其是政府改革也都少不了“政治企业家”角色和企业家精神。在我看来，仇和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具有显著角色定位和执着创新目标的“政治企业家”，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背景下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仇和这样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人打前锋！

仇和可能是中国当代官场的“异类”，其另类标签效应，随着他从宿迁市长、书记，到江苏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再到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这样一路升迁而被一次次放大。他以一系列超常规的、“杀伤力极大”的激进改革成为目前“名气最响、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其引发争议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激进方式强力推进教育医疗改革；二是以凛冽作风大刀阔斧整治官吏风纪；三是以亲善人性化态度帮助老百姓解决民生问题。纵观仇和一路为“官”之道，我对他的总体评价是“三有一家”，即：有方向感，有创新魄力，有一颗老百姓平常心，是一位难得的“政治企业家”！

从他强力推进的教育医疗体制改革来看，虽然在方式方法上有很多需要拿捏的策略和艺术问题可讲，但总的来看他的方向感很强，其推动的改革大方向是对头的。这不仅表现在当年的“宿迁模式”上，而且表现在日前在昆明市新出台的教育改革思路上。他提出的“社会办卫生（教育）—卫生（教育）产业化—产业民营化—民营规范化”的思路，以及“突破性发展民办教育，以强有力的政策举措推进民办教育发展”，“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进行全方位教育改革和创新”，“民办教育着重于非义务教育领域，其中学前教育以民办为主，高中教育增量部分亦通过发展民办来实现”等等，不仅合乎市场经济下教育、医疗卫生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大趋势，也完全合乎市场化改革的制度逻辑变迁和路径。

至于其他两个方面，如在整肃官场风纪方面表现出一系列“独断专行”、“酷吏”风格，在施政方面心系人民大众，不畏惧“阴暗面的放大效应”，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作出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等等作为，确实曾受到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质疑和责难，也成为那些经受不起他激烈改革的地方官员咒骂的对象。应该承认，作为政治企业家，“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是会存在一些悖论矛盾和问题，也似乎有精英政治、为政作秀的嫌疑，但如果考虑到转型期中政府运作的现实困境，并且需要急需寻找制度变革和创新的突破口，以及关键时期需要领袖人物“价值理性”内在激发等这样一系列的历史大背景，我认为仇和的所作所为应该是能够理解的，也是可以谅解的。

当然，对于政治企业家来说，也不可以太“精英主义”，一定要懂得自己理性的有限以及政治博弈的策略和艺术，要知道制度变革是一个长期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制度企业家激发下有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在民主互动和试错渐进中不断探寻“均衡点”，这样才有可能最终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