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人的行为是被“看”出来的。我们说，人是“社会人”，是存在于社会环境中的“组织中人”；反过来说，“社会”是由“人”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的，而组织是由一群人凑在一起“干事”而形成的。因此，一个人在社会环境中、在组织中被如何“看待”，直接决定着他是这样行为还是那样行为的存在状态；一个人在组织中的具体“做事”状态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在社会环境中如何“做人”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人”（做人形态）是由“事”（做事状态）来定义的，人事工作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人”与“事”。

 人在组织中“做事”的状态，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在前工业社会，做事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牛马般的体力“劳作”；而在工业化时代、特别是工业化前期和大机器规模化生产的年代，其典型表现为被严格专业化分工异化的“劳动”；工业化后期、特别是走向“后工业化”的当今社会，在组织中做事叫做“工作”，特别是在一些大组织中做事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被称为“白领工作者”或“知识工作者”。但是，无论是“劳作”、“劳动”还是“工作”，这里都有一个最德鲁克式的“人生哲学”或“人事理念”问题，那就是：它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意义究竟何在？换句话说，劳动或工作对人来说究竟是“外在”的一种苦难还是具有“内在”的生命意义？

 对此，传统经济学、特别是劳动经济学的回答是：劳动对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苦难”！它将劳动假定为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其基本理论基础就是：劳动是为了谋生，工作就是为了吃饭。人们都是为了“挣钱”、“吃饭”而不得不劳动或工作。同样，在工业化初期的劳工式管理，以及在此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所谓“科学管理”理论，其基本的“人事”（“人”与“事”关系）假定就是：劳动外在于人的“苦难”，人人都是不愿意做事的，雇佣劳动者是“懒惰”的，能偷懒就偷懒，因此必须通过严格的专业化分工和纪律监督约束他们干活。其实，这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物本功利观点而形成的极其表象化、肤浅的偏见，即使用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也是一种很不“实事求是”的看法；如果从正在走向“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实际情况出发来看问题，那么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端“不合时宜”、“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假定。

 早在1876年，恩格斯就曾写过一篇著名文章，题目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20年后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在这篇带有科学考证性质的哲学论文中，恩格斯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充分肯定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发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作用，实际是已经正面地触及了“人之所以为人”这个本源性哲学问题。他在开篇一段是这样说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肯定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确实跟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提供劳动的材料，而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可见，以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看来，劳动是人区别与其他低等动物的根本标志，工作是人类实现自我潜能和价值的基本途径。也就是说，人需要通过劳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通过工作才能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意义。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人”来说，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其本身就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具体生命形式，具有内在的人生价值意义。

 不错，在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人的劳动还处于“蒙昧初开”的低下水平，往往与生物界捕食性活动“自然一体化”，难分伯仲；后来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雇用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轻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专制性和邪恶性，也都使一大部分人（如奴隶、农奴或雇用工人）的劳动或工作“非人化”，异化为一种外在的、被迫的、不自由和不人道的甚至是“苦难深重”的非人活动。在极端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人被物“异化”，人的劳动、人本身变成了大机器生产体系一个被动的“螺丝钉”。在以福特主义为典型代表的大机器生产体系和霸权控制性管理框架中，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着一种单调乏味的机械性操作劳动，人失去了整体任务感和责任感，无法进行创造性劳动，也谈不上什么工作成就感。当然，就中国的情况来说，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对于很多乡镇企业来说，原本就没有专业化分工的“历史传统”，有的甚至从来就不知道专业化分工为何物，更谈不上什么“严格”、“过度”专业化分工了。这种情况下，面临的问题可能恰恰是要加强专业化管理规范，自然有当别论。但是，对于“人”来说，这是一种“劳动异化”或“工作变态”，它毕竟不属于人类社会的“本质”，不代表着人类社会进步的“正义”指向；历史应该是超脱于自然的“真正人的社会史”，我们不能对这种非本质、非人性、非正义、非正常的假象“信以为真”，去误解“人”、误导人的“劳动价值”和本来的“工作意义”。

 从本质、人性、正义和正常的“真象”来看，在任何社会中，虽然广大劳苦大众深受辛苦劳作的“煎熬”，就如同“虫”一般，一辈子都处于忙忙碌碌“闹饭吃”的状态；但他们明白“生活就是这么过”、“劳作就是生活”的道理，所以，作为“闹世虫”的社会底层民众，如北京胡同里的“贫嘴张大民”们，以及中国农村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无论生存手段完备到什么程度，物质条件优越到什么程度，如萧伯纳所“艳遇”的女演员们那样一些失去“劳动价值”和“工作意义”指引的人们，即使“绫罗绸缎”、“花天酒地”那也是一种“醉生梦死”、“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非人，他们其实过的是一种“猪猡”般、地狱般的非人生活。在当代以“后工业化社会”为基本走向的时代背景下，工作对于人的“内在激励意义”越来越凸现，工作本身应该是一种人“成为人”的过程，一个完成个人生命价值和社会发展使命的主要形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对生命意义和幸福快乐的自由探索，是人类通过自身行为去发现生活意义的典型实践活动。

 总之，关于工作价值的一个基本人本主义观点就是：“烦人的苦工是工作意义的结果而不是工作本身带来的结果。技术永远不能消除苦工，但正确的社会关系却能办到。”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做事”就是“做人”，人是由“工作”来定义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工作本身界定了人性价值和人生意义。对于每个人来说，一个普适性的人生座右铭应该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套用流行语来说，先进的人事理念和工作设计思路应该是：工作，并幸福快乐着！对于现代人事管理来说，顺应人性内在价值要求，将工作设计得既“幸福”又“快乐”，并不是梦想，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