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是关于“做人”的致用之学，极具普适性，所以，我们看到在管理学界，那些巧牙利齿、能言善说的，往往大都是“纵横家”，特别是近年来风行于中国大陆的港台管理咨询大师们，你可以发现他们往往是古今中外、宏微贯通，真可谓：大事小事人间事事事“人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人人“管事”。所有这些事，他们都可以纵横驰骋、谈笑风生，论说得头头是道！——想来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人作为“人”，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大家都有同情心、同理心，很方便很容易“将心比心”，凡是有人的地方、与人有关的事情、有人参与其中的历史事件，无论古人今人大人小人中国人还是西洋人，其作为“人”的组织行为或社会活动，个中“大理”都是相通的。

 关于这个“基本点”，中国新儒家哲学经典《大学》阐释得可以说是一清二楚：管理所要遵循的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纲领，那就是“明明德”，而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止于至善”，要达此目标，管理者最根本的作为就是“修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做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途径和手段，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具体外化途径和实现形式。“修身”即学习做人，一个人首先要学会做人，只有在社会伦理纲常中“尽职尽责”才能日臻完善，最后尽其“人性”实现自我价值，经过从内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外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修炼”，达到最高境界就是所谓“止于至善”。

 简单地说，所谓“大学要义”，乃以“做人”为根本。一个人要实现其“管理人生”达成其“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事业目标，首先必须从我做起，即“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或“人力资本投资”。“齐家”、“治国”和“平天下”并不意味着非做“人上人”不可，比如家长、国君或联合国秘书长什么的，而是作为家庭一成员、组织一分子、社区一居民、国家一公民乃至世界一主体，做到任劳任怨、尽职尽责，以“天下主义”的忍爱包容心态去待人处世，积极与他人团结合作、努力奋斗，如果这样做到了，谁都有望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即实现宋儒哲人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管理人生目标。

 关于个人人生自我价值实现的微观管理目标与组织、社会的宏观管理目标之间对立统一、内在变通的辩证关系，不仅中国哲学经典有如此精彩论述，作为人人可以直接感受的人生经验，西洋人也不“迟钝”，他们同样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很是明白个中道理的。这里，有故事为证。据说，伦敦威斯特敏斯大教堂的地下室，墓室累累、纪念碑林立，从亨利三世到乔治二世等20多位国王，到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科学文学大师，以及“二战”期间著名的“大不列颠保卫战”中牺牲的皇家空军战士，都安葬于此。长眠在这里的人们，其生前人生感悟应该很能代表西洋精英文化水平。其中一个墓碑上镌刻着这样一段人生感言，读来可能对你很有启发：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也不能够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出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或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不是吗？墓碑上的这段西洋人生感言，与我们东方哲学经典《大学》所说大义，简直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啊！总之，无论东西大家在“大理”上都是相通的：所谓管理，其实就是待人处事的艺术、做人处世的学问；就是当你面对实际情景问题，能够统摄把握其症结的一种“悟道”能力和综合应变实力；就是建立在眼光、远见、直觉、经验基础上，真诚帮助他人成功地做事的一种现实社会实践活动。管理意味着“爱人”，要求管理者“把人当人”，拥有“推己及人”的人际交往能力，能够在待人处事中“超越自我，君敬天下”！调侃地说，就是：“大管理，通道理，我会做人我怕谁，任由驰骋纵横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