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走入高度发达的物质社会，商业行为的普及为社会公民提供了更多选择性渠道。人类在历史暂停之处实现了迁移，在历史运行之处实现了积累，我们也忘乎所以的向环境与生态肆虐索取。这是高度的物质文明——链条中，完成物竞天择的实现。

    精神文明被比作是物质文明头顶上的光。不尊重客观规律与基本原理的物质文明，只能破坏精神世界的光源。十九世纪圣人巴哈欧拉曾说：“物质文明常常被那些知识渊博的科学家所赞美和歌颂，但如果没有恪守中庸之道，这种极端的文明最终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传播是一种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其某种具体的形式，新闻也在近来被人称为生产力。可见，上升至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域的“存在”，精神文明正在得到更多人的体恤。具体到中国，就是传媒产业如何更好的服务于当前的大局——构建四种社会文明形态，努力实现小康社会与现代化。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批判者认为只有“硬发展才是道理”。不过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软实力需要在物质文明下高嗥塑造。

    传媒与社会发展属于高层次的传播互动。学界认为，新闻与传播的学术研究必须与政治发生关系。恩格斯当年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报纸应当绝对放弃政治”的论调时曾经说过：“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我们从事的政治是有立场、有把握的政治。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报纸在第三方中仍然扮演了坚定的政治角色。走在哪里，传媒都是特殊的社会公器。

    这种公器实际上代表着最深层的社会力量，被认为是“形成舆论的力量”，而舆论往往渗透着崭新世界的能量。近代，传媒往往伴随着先进思想的催生和演变；而至网络时代，传媒的制造者即都退向舞台后，任直接利益主体参与、实现自我。这是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大造成的精神自由，亦是媒介厘定精神文明的一种贡献。

    如果说大众传播是这一深层改变的根源的话，那么现代传媒无疑是因政治而产生的枝丫。她孕育了新的政治进步与经济形态，引起了社会的一系列的变革。格林斯潘《我们的新世界》，描述了世界出现的新特征。不应忽视的是，新特征中传媒因素的崛起，“传媒的深度功能通过其影响力的多层互动，日以继夜地催化社会的进步，最终促进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进步，”构成我们的新世界。

    传媒像是一种启蒙，使民众“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民众不需要运用自己的知性来判断是非，只须跟着舆论去行动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推进历史的发展。这就要求传媒启蒙的前瞻性与导向性能够符合民主那高贵的生命力。